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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昊 赖金玉|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工科硕士生能力增值与就业质量的影响——兼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实施的启示

来源: 时间:2025-10-23 点击量:

摘 要:在《学位法》颁布实施与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的交叠背景下,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将成为工科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基于“长江经济带地区工科硕士生调查数据库”实证分析以实践成果为核心的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现状特征及其对工程人才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可以显著促进工科硕士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创新能力、工程可迁移能力与数字化能力增值,并进一步改善其就业质量。这一效果在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硕士生中均有体现。就其内在影响机制而言,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具有产业真实需求牵引、企业研发项目融入、校企联合多元指导、数字孪生技术创新等核心特征,有助于实现知识生产与工程实践的交互融合,从而赋能于高层次卓越工程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能力增值;就业质量;工科硕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化,我国工程人才培养的层次逐渐从本科教育向研究生教育延伸,旨在优化工程人才供给的结构与质量,自主培养一批具有扎实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能够支撑关键技术领域突破的卓越工程师队伍。学位论文作为硕士层次工程人才培养的顶点环节,是串联课程学习、科研训练与专业实习的关键纽带。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学生理论基础和学术能力的系统性检验,更在于通过选题、实验设计、结果分析及成果转化的全流程实践,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知识加以整合并系统运用于实际问题解决中,进而构建识别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能力。可以说,作为工科硕士人才培养的关键枢纽,学位论文是衔接工程专业素养与产业现实需求的关键抓手,堪称工科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节点。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存在“工科不工”的明显倾向,学生学位论文研究大多局限于实验室环境内部,以导师基础研究课题为牵引。其选题设计、研究实施等环节普遍缺乏产业界的深度参与,导致研究成果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显著脱节,难以有效转化落地。特别是,由于工学硕士与工程硕士的差异化培养体系尚待完善,这一现象在学术型与专业型硕士生群体中均十分明显。这不仅造成学生对产业需求的认知局限,阻碍科学问题与工程实践的有效对接;还将导致学生能力培养的结构性失衡——涉及真实工程情境的项目管理、团队协作、系统集成等核心能力难以得到有效发展。

  应对学位论文形式单一化与实践导向失衡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学位论文相关的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完善。2025年1月,历经多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正式颁布实施,明确将“实践成果答辩”纳入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条件。在工程领域内,《工程类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试行)》与《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进一步指出,鼓励学生“紧密围绕工程新技术研究、工程设计与实施和工程应用研发等实践领域,形成具有产业适配性的创新性解决方案或创新性应用成果”,并依托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上述政策调试旨在推动学位论文研究过程与工程实践情境相融合,促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有机互动。尽管相关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在操作层面,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实施方案,尤其是质量认定、成果评价等细则尚未明确,相对滞后于工程人才培养的前沿需求。

  事实上,面向产业需求、融入企业研发一线的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在我国工科研究生教育中已有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新的政策框架下,有必要开展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分析以实践成果为核心的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对工程人才成长与发展的作用机理。这种先行经验可以为《学位法》的具体落地提供启示与借鉴。鉴于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覆盖能力增值与就业质量的综合分析框架,实证考察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硕士层次工科人才发展的影响。

  (一)工程知识生产与学位论文的研究转向

  自20世纪初工程技术进入大学以来,在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交叠背景下,工程研究范式经历了从科学范式至工程范式的演变。学位论文作为工程知识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研究性质也在上述宏观进程中发生了深刻转向。

  在早期科学范式之下,随着技术科学化进程的加速,工程研究具有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工程知识生产与科学知识生产呈现出紧密交融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工程领域的多数研究活动旨在对工程现象背后的宏观、微观机制进行解释,并用数学语言表征其规律。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呈现为物质、信息或生物要素的基础理论形式,依托于实验室环境,通过精细的方法设计来建构科学假设,从而实现对工程活动的某种指导效用。

  然而,随着20世纪下半叶大工程时代的到来,大学和产业界都逐渐认识到工程知识作为一种独立领域的本体属性。以沃尔特·文森蒂(Walter G. Vincenti)等为代表,“工程知识本体论”作为一种新兴的科学哲学开始浮现,并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他们鲜明地反对“工程只是科学的应用”这一狭隘看法,揭示出工程知识生产的独特逻辑。在《工程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欧阳莹之将工程知识生产的过程概述为对科学原理、设计与开发、管理与组织等多重研究工作的整合。这就远远超越了科学范式之下对工程现象背后自然机制的解释,走向对“人造物”以及“人工世界”的探索。特别是,研究活动突破了高校象牙塔的边界,产教融合型、学科交叉型的跨域研究蓬勃发展,大量来自企业的委托研究有效支撑了产业开发活动,研究成果的社会回应性显著增强。

  嵌入在工程知识生产的转型历程之中,工科研究生教育以及工程领域学位论文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传统学位论文多以理论创新为导向,研究局限于实验室学术场域内部,成果形式偏重机制分析、理论推演或模型构建,与产业实际情境存在一定间隔,属于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而随着“回归工程”运动的深入,工程领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逐渐突破了实验室的边界,开始嵌入工程实践一线。其研究重心转向对产业需求的有效回应与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解决,强调在应用目标驱动下开展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研究活动。具体而言,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以研发场景中的关键技术瓶颈、工艺优化需求或系统集成难题等为逻辑起点,采取技术方案迭代、工程项目推进和创新成果研发等研究路径。研究定位不再局限于科学理论的增量贡献,而是更加强调对产业技术迭代和工程问题解决的实际支撑。其最终形式也超越传统的基础研究论文,呈现为产品样机、装备原型、设计方案等多元化创新产出。

  (二)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核心要素

  表1从问题属性、研究环境、指导方式及数字化转型四个维度,概述了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核心要素及其与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的重要差异。

  在问题属性维度,传统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以实验研究为主,其问题导向多为工程现象内在机制的解释性分析。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科学认识,却较难适配工程实践中技术迭代与复杂系统优化的现实诉求。与之相异,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则以工程需求为逻辑起点,聚焦工程实践中亟待解决的技术瓶颈或工艺优化难题展开探索。其问题来自企业真实工程情境,驱动学生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综合运用多领域技术方法进行系统分析与创新方案设计,从而强化其工程问题的识别与转化能力。

  就研究环境而言,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多集中于实验室内部,呈现为控制多重干扰变量之下的还原式分析,对经济成本、产品管理与研发周期等现实约束的考虑比较有限。这与实际工程环境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相关成果在落地转化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反之,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则依托企业项目情境,推动学生融入产品研发一线,在成本控制、工艺适配与质量标准等多重约束条件下完成技术方案的迭代优化,形成对工程系统复杂性的认知与应对能力。这有助于学生在技术应用、流程管理及跨学科协作中建立更为立体化的工程认识。

  在指导方式方面,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主要依托于校内导师或课题组指导,呈现为单主体内部指导的特征。而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采用校企多元指导模式,这有助于实现双重培养效果。一方面,校内导师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与学术训练;另一方面,企业导师则依托产业经验,将项目管理、行业标准、行业趋势、工程伦理等情境化知识传递给学生,推动其工程职业能力的初步发展。尽管目前而言,校企多元指导方式尚存在校企预期差异、培养方案模糊、过程不互动以及评价体系不匹配等问题。但其有助于突破传统课题组指导模式的局限性,在学术理论与产业实践间形成双向知识转化通道,从而实现学生知识体系、创新素养与职业能力的融合发展。

  最后,就数字化转型而言,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前沿工程研发越来越依托于数字空间的探索与分析,从而实施复杂的系统建模、多方案仿真验证及动态优化。传统应用基础研究多以物理空间为主要场域,因受限于实验成本、周期及风险,往往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进程。与之不同,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研究过程由于更贴近企业研发一线,往往体现为数字孪生空间与工程物理空间的深度交叠的特征。学生在数字孪生体与物理实体的交互映射中开展研究,进而从数字存在的视角理解工程系统的动态运行与演化过程。这种虚实融合的研究模式,有助于突破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单一依赖工程实体分析的局限,培养学生与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相适配的能力结构。

  总体而言,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秉持“题目源于企业、研究联系现场、解答依托创新、成果回归实际”的原则。这一模式不仅回应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复合型工程人才的迫切需求,也为工程教育创新提供了兼具有效性与可行性的政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在回顾与总结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聚焦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硕士层次工程人才培养的赋能效应及其内在机理,构建了分析框架。(见图1)

  在控制学生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研究着重探究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研究过程特征如何作用于工程人才的能力增值与就业质量,系统揭示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工科硕士生综合发展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从而为优化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二)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使用由华中科技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实施的“长江经济带地区工科硕士生调查数据库”开展实证分析。调查于2023年6月组织实施,对象范围涉及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共10个省份,28所院校的77个院系,9个专业大类。最终,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3611份。

  本研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一系列清洗与筛选工作。首先,本研究聚焦学位论文形式展开实证分析,故将部分未开展学位论文研究的低年级样本予以剔除。其次,考虑到学位论文研究的产教融合情况会受到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因此,本研究基于《202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根据样本所在高校的属地省份信息,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指标横向匹配至数据库之内。经过处理,最终有7429名样本纳入分析。

  (三)变量及其操作化

  表2呈现了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情况。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为工科硕士生的能力增值和就业质量。就能力增值而言,本研究引入覆盖工程实践能力、工程创新能力、工程可迁移能力和数字化能力四大维度的测量指标,以实现对工程人才认知/非认知能力的全面考察。经检验,各维度Cronbach’s α指数均在0.870以上,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良好,测量工具的信度与效度较高。在就业质量方面,主要考察样本的工程初职获得与初职薪资情况,相较于满意度等主观指标,这有助于获得更为客观的分析结论。

  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自变量,具体根据样本学位论文的形式予以判断,将设计方案/图纸、产品样机/装备原型、软件系统、调研报告/工程规划等类型的学位论文视为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其他则为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

  就中介变量而言,本研究将深入探究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研究过程特征,从而分析其赋能工程人才发展的内在机理。承接分析框架,具体涉及需求牵引、项目融入、多元指导和数字孪生四个观测指标,分别研判学位论文对企业需求的回应性、选题来源的项目属性、是否有企业工程师参与指导以及研究过程的数字化情况。

  最后,本研究将一系列潜在影响因素纳入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样本的性别、年级、学位类型、导师特征、学位论文投入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情况。此外,本研究引入高校、专业双重固定效应,以处理高校间、专业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

  (四)方法与模型

  本研究实证分析面临一定内生性风险,这主要体现为潜在的选择性偏误。工程能力发展比较突出、与产业界联系比较紧密的工科硕士生,他们更有可能开展实践嵌入型的学位论文研究,这就造成基准模型的高估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引入工具变量法开展稳健性检验,通过构建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排除上述选择性偏误对系数估计的干扰,从而获得更为科学准确的分析结论。

  本研究参考陈云松等的思路,将样本就读高校所在地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包括高技术产业营收总额、高技术产业用工数两个指标),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分析。一方面,属地高技术产业作为产教融合培养的基础,是支撑工科硕士生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的前提条件,因而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自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发展作为宏观要素,不会直接对学生的能力发展产生影响,其作用是通过培养过程而实现的,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要求。


  三、实证分析


  (一)经验事实与描述统计

  图2区分不同高校类型、不同学位类型,呈现了工科硕士生开展两类学位论文研究的现实比例特征。

  由图2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依托实验室环境的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在硕士层次工程人才培养中仍占据主流地位,占比达到69.6%。与之相对,融入产业一线的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则占比较低,仅为30.4%。值得关注的是,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占比在不同层次高校、不同学位类型样本中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普通本科高校和原“211工程”高校,原“985工程”高校的工科硕士生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的比例明显较低,仅为20.4%。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承担了较多基础研究任务,在此背景下,学生学位论文往往为导师纵向课题的子议题,导师出于维持课题组整体学术产出的需要,对学生的科研管理较为严格,导致学生缺乏参与企业研发项目的空间。可见,对于最具培养潜质的拔尖学生群体,其培养过程的工程实践嵌入度反而居于弱势,这值得在制度层面予以反思。另一方面,就学位类型而言,专业学位相较于学术学位有更高比例的学生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这与其应用型培养定位相匹配。

  (二)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工科硕士生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在描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究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硕士层次工程人才培养的赋能效应。表3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能力增值视角切入,呈现了基准分析结果。

  表3分析结果揭示了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独特影响,其对工科硕士生多维能力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控制个体特征、高校专业背景等因素的前提下,相较于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的样本,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的样本,其工程实践能力会提升约0.135个单位(p<0.01),数字化能力会提升约0.065个单位(p<0.01),创新能力会提升约0.034个单位(p<0.05)。与因变量标准差对比,这一影响的规模相当可观,特别是工程实践能力,能带来约20%标准差的提升。此外,就工程可迁移能力而言,基准回归暂未识别出显著促进效应。

  表4将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分析了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工科硕士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该分析仅纳入已经开始求职的毕业年级样本。

  表4结果显示,与能力增值的相关结论相似,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的工科硕士生,其就业质量同样居于优势地位。就其影响规模而言,样本工程初职获得的几率比会增加约22.3%(e^0.202-1=0.223),初职薪资也有约0.659万/年的提升。整体而言,无论从能力增值抑或就业质量,基准回归结果有效验证了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优势作用,其可以显著促进工科硕士生的全面发展。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研究考虑到工学硕士(学术学位)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之间的培养定位差异,因而开展区分样本群体的异质性分析。图3呈现了相关影响效应的系数分布。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由于样本分割,部分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略有差异,但整体而言,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学生群体均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对其能力增值与就业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基准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内生性风险,特别是选择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样本,其本身在能力发展层面可能具有一定的领先性,从而对估计结果造成干扰。本研究引入工具变量法,基于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获得更为精准、科学的实证判断。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样本就读高校所在地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作为工具变量,包括高技术产业营收总额、高技术产业用工数两个指标。表5呈现了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达到50.071,跨越了F>10的经验边界,证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自变量强相关;另一方面,过度识别检验未发现工具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整体上,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了充分验证。

  表6呈现了依托工具变量的二阶段最小二乘模型估计结果。在控制自选择偏误带来的干扰后,实证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吻合。就能力增值而言,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可以显著提升工科硕士生的一系列认知/非认知能力,全面体现在工程实践能力(β=0.934,p<0.01)、工程可迁移能力(β=0.859,p<0.01)、数字化能力(β=0.987,p<0.01)与工程创新能力(β=0.548,p<0.05)等多个维度。值得关注的是,表6影响系数的规模相较于基准回归有了一定膨胀,这意味着在排除内生性偏误之后,自变量的真实效应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呈现。就业质量方面,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的硕士生,其顺利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β=0.806,p<0.01),初职薪资也有可观的提升(β=4.653,p<0.01)。整体而言,工具变量法验证了前文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四)何以赋能: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研究特征

  在明晰基准回归结论之后,本研究将遵循分析框架,从需求牵引、项目融入、多元指导和数字孪生四个角度切入,进一步考察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研究过程,从而厘清其内在影响机制。

  表7呈现了更为细致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从Panel A中可以观测出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相较于传统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而言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问题属性方面,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研究立意在于回应产业一线的真实需求,呈现为明显的需求牵引、应用导向特征(β=0.125,p<0.01)。二是就研究执行环境而言,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研究多依托于导师与企业的合作课题,这有助于学生突破传统实验室边界,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研发工作(β=0.623,p<0.01)。三是在指导方式层面,相较于以校内导师单一指导为主的应用基础型研究,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的整个研究过程均有企业工程师的深度参与,呈现出多元指导的显著特点(β=0.120,p<0.01)。四是在工程问题解决的路径方面,由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推进,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更强调在数字孪生空间开展建模仿真分析(β=0.114,p<0.01),从而突破既有的工程物理空间的实验研究,更有助于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融入工程问题解决。

  本研究进而考察上述研究特征对工科硕士生综合发展的推动效应。Panel B分析发现,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所具有的需求牵引、项目融入、多元指导与数字孪生等特征,都是提升工科硕士生的能力发展与就业质量的高影响力要素。列(5)与列(6)在纳入中介变量后,主效应不再显著,这意味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反之,列(7)多元指导与初职薪资的存在负关联,这意味着在该影响路径中,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初职薪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直接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随着《学位法》颁布实施以及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的推进,依托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作为破解“工科不工”难题的制度化探索,相关改革举措正处于试点推进的起步阶段。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覆盖能力增值与就业质量的综合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工科硕士生发展的赋能效应与作用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对工科硕士生的综合发展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相较于传统应用基础研究型学位论文,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工程可迁移能力、数字化能力及工程创新能力的增值发展,更能进一步提升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质量,对其初职获得与薪资水平均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效果在工程硕士与工学硕士中均有体现。就影响机制而言,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具有产业真实需求牵引、企业研发项目融入、校企联合多元指导、数字孪生技术创新等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建了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交互融合的培养路径,有效赋能于高层次工程人才的涌现过程。

  本研究相关结论可为《学位法》实施及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提供切实行动参考,助力高校构建与产业需求深度适配的高层次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其一,高校与企业应在深度、真实、稳定的项目合作基础上,推动学生开展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研究,从而为产教融合培养搭建有效桥梁。依托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其内在意义在于通过校企联合研发课题,将学生的学术探索深度嵌入产业研发情境。这种以实际需求为牵引的选题设计,不仅能够保障研究成果的产业适配性,更使学生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系统性思维与跨领域协作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该模式的有效性需以校企之间的长期信任与资源互通为前提。这就需要高校主动打破组织壁垒,建立稳定的产学研合作网络,特别是避免项目合作的碎片化与短期化倾向,从而实现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的有机统一。

  其二,应完善企业导师队伍建设,建立企业工程师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稳定通道和充足激励。本研究显示,多元指导是提升工科硕士生的能力发展与就业质量的高影响力要素,这与先行研究对实践导师培养效能的检验结果基本吻合。企业导师作为产业经验的传递者,其角色不应局限于技术咨询或成果验收,而需深度参与学生的研究设计、过程迭代与成果转化。然而,尽管随着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的推进,已有大量企业工程师被选聘为企业导师。但当前企业导师队伍普遍存在指导能力参差不齐、考核激励机制缺位以及校企导师分工模糊等问题,显著制约培养成效。鉴于此,需建立企业导师参与学位论文指导的明确制度通道,明晰校企导师在选题论证、过程指导、成果转化中的职责边界。同时,通过专项表彰、经费倾斜等激励措施,为企业导师的人才培养投入提供奖励,从而切实提升企业导师指导效果。

  其三,应构建与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相适配的质量标准与评价体系。传统学位论文评价偏重理论创新性与学术贡献度,而实践嵌入型学位论文则更强调技术可行性、产业转化潜力及社会经济效益等,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随着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规模不断提升,需从制度层面开设专门通道,建立差异化的论文分类标准与精细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特别是,针对实践嵌入型研究的特征,引入技术方案成熟度、成果应用反馈、工程伦理合规性等新的评价标准。同时,在外审、答辩等各个审核环节,引入企业专家、行业组织等多元化评价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需警惕评价标准的过度功利化倾向,既要避免过于僵化的“一刀切”式评价,又要规避学术标准的下滑风险,在学术逻辑与产业逻辑之间维持有效的平衡。

  其四,应突破传统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固定模式,从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到评审答辩,实现工科研究生培养的全流程方案调整,避免制度摩擦。如在开题阶段应强化企业对研究可行性的评估权重,在成果形式上允许以产品原型、工艺方案等替代纯文本论文,重点考察成果的研发潜力、应用性和行业影响力。同时,在评审与答辩等环节,在适当情况下,可以由企业牵头组织相关考察,降低或取消学术论文发表的硬性要求。同时,需建立弹性的学制管理与学分认定机制,为学生参与企业研发留足时间窗口。整体而言,唯有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调适,才能缓解新旧模式间的矛盾,实现培养过程的顺利调整。

  其五,应激发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合理划归实践成果知识产权。当前企业普遍存在“重用人、轻育人”的短期思维,参与协同育人的积极性不高,人才培养责任意识不足。为此,可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政策工具,降低企业的联合培养合作成本。特别是,针对实践成果的知识产权,应探索知识产权共享机制,明确校企双方在成果归属、收益分配中的权责关系,消弭企业与高校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具体而言,针对合作项目及研发活动,可建立前期校企共投、中期风险共担、后期利益共享的协作模式,从而增强企业的长期投入意愿。唯有实现校企双方的互利共赢,才能为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人才提供可持续的资源支持与创新生态。

【金红昊,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赖金玉,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助理】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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